我国宪法规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处理权力关系的重要的基础性原则。

当然在这段表述之后，《宣言》便开始极力强调政府自己首先不可以侵犯这些权利了。前注[1]，张翔文，第553～559页。

感谢范进学教授、李海平教授、周刚志教授、牟宪魁教授、《清华法学》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68]从定义上看，该理论的错误性已然明了——既然基本权利是个人对国家的主观权利，那么公民的基本权利怎么可能被除国家之外的主体侵害呢？例如，私人甲被私人乙打伤，难道乙侵犯了甲的宪法基本权利？法院判决乙对甲负有赔偿责任是在保护甲的基本权利吗？这显然又是一种矛盾的说明方法。其次，如果要使国家基本权利保护义务成立，就不得不回到客观价值秩序理论。[1]例如，参见焦洪昌、贾志刚：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之理论与实践——兼论该理论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指导意义，载厦门大学法律系编：《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4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256页。[69]换句话说，防御权——保护义务模式只能分别调整国家——私人甲、国家——私人乙之间的纵向关系，如果要靠这种模式最终解决私人甲——私人乙横向关系间的民事纠纷，宪法导向性解释或基本权利辐射进民事关系的方法就一定要出场。

(一)社会主义国家一定意味着宪法对公民间的直接效力吗？ 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奉行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要求公民对国家承担一定的义务(宪法义务规范)。第二，党内政治生活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体现了党的群众性、民主性和参与性。

其次，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也是我们讨论政制改革和宪法发展时的必要课题。这在国家监察制度建立之后体现得更为显著。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这紧密联系的四个伟大结构之中，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起着决定性作用。事实上，政党真正进入宪法并取得宪法地位的历史却并不久远（程迈：2012）。

④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既包括党通过自身建设来实现宪法的目标和效力，也包括将党的活动纳入到宪法秩序之中。

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与宪法和宪法秩序之间形成一种互动结构，它们是理解中国宪法秩序和宪法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宪法规范、宪法制度与政治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是宪法发挥效力的重要形式，它将政治活动参与者纳入到宪法秩序的建构过程之中。张友渔，1982，《宪法修改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青海社会科学》第3期，第2—12页。这两个问题是陈端洪的理论的最大难题之所在。

简言之，全面从严治党将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进一步凸显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进一步强化党的意识形态、党中央和党的领袖的权威性，进一步保证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它涵盖了全面从严治党所获得的宪法的激励、指引和约束，以及它对宪法秩序的反作用。不仅体现了代表制民主的结构特点，也是直接民主的表达与反映。如何正视并且解释这种宪制结构和宪法秩序，需要引入新的话语。

党内法规作为党的自我规范体系，它不能违反宪法法律的规定，并且要同宪法法律相协调和衔接（秦前红、苏绍龙，2016）。这种规定既是在党和政之间设计了一定的隔离带，也为党确保其领导地位和发挥其领导作用留下了较大空间，方式就包括了党的自身建设。

党规党纪，或者说党内法规，是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标准。二、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任务与模式 政党具有强烈的民主属性（萨托利，2006：82-97），政党政治已是现代民主的必要条件（周淑真，2011：195）。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德国，政党（党争）都被理解为某种威胁，或是与民主的实质相背，或是可能侵害民主体制。其内部组织须符合民主原则。这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现民主宪法的目标的重要使命，反映了宪法所具有的激励作用。关于此条此款，理论界展开了很多讨论（张恒山，2015。宪法是国家的组织法，它要完成设计民主、组织政府的任务（Satoria， 1997：200-201）。主要就是这种情况，使前者的派别联合没有后者那么可怕。

习近平明确指出：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活动的参与者的作用之体现。

其中，民主监督包括来自党员、党的代表大会以及党组织的监督，以及民主生活会、党内谈话制度等组织内部监督。政党统一意味着它在组织结构、纪律规范、政策主张、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政党的团结意味着政党的成员尤其是核心成员必须服从政党决议，使之对外形成一致的意志（Forgette， 2004：53-56）。

而且，政党必须履行一定的宪法义务，比如公布政党财产并接受广泛的监督和审查，政党的政治纲领必须公开等。其中，党章是管党治党的总章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总遵循。

宪法能否深入到政党内部，能否作用于政党内部治理，它与制宪者对待政党的观念、政党政治发展的程度以及政党民主运行的模式有很大关系，也是一个逐步演进的历程。政党进入宪法并取得宪法位阶，意味着宪法可以对政党做出细致的规定，就如同国家机构一样承担义务并享有权利（权力）。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与民主和法治的关系，如何将党与宪法相融合，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重大而艰难的理论任务，也是实践的挑战。②防御性民主，又译为战斗性民主，是罗文斯坦在1937年提出的概念，这一理念在战后得到进一步制度化，其主要内容正是政党可以被宣布违宪。

【内容提要】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化打铁必须自身硬所推动的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尽管确立了处理党与宪法的关系的基调，起草八二宪法仍然面临着是否写明以及如何写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问题。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1980：46）这种论述直接而有力，在麦迪逊看来，政党的不可避免导致人类只能通过抑制它来减小其危害。问题于是就转变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通过自身建设实现其与宪法的和解，从而推进宪法发展？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与宪法和宪法秩序之间有何关系？形成何种模式，有何特点？这是理解中国实践的关键问题，也是形成理论创新、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前提。

尽管我国宪法并未涉及政党治理，但中国共产党及其自身建设却是理解中国宪法和宪法秩序绕不开的问题。或许有观点认为，强化党的集中统一性会影响党内民主。

李龙、周雪峰，2009，《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25—30页。麦迪逊说：消除党争危害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消除其原因，另一种是控制其影响。⑩可以说，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正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三、其细则由联邦立法规定之。

⑥《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主持起草一九八二年宪法》，载《党的文献》2013年第1期，第69—78页。首先，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具有宪法意义，这是党的地位所决定的。

围绕着人民主权建构宪制结构和民主形式，是制度设计的基本前提和主要逻辑。这表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体系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它们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规范内涵，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关键的部分（陆宇峰，2017）。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推动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亦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进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时代性和现代化。其四，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党的组织生活的各项制度，创新方式方法，增强党的组织生活活力。